王干：一个“在场”的批评家，与四十年的文学现场 每日速递

他不是旁观者，不是学院派里引经据典的裁判，更不是如今网络上动辄“一键三连”的温和好评者。他是运动员，也是解说员；是战地记者，也是吹哨人……6月6日，在先锋书店五台山总店举办的王干四卷本文学评论集新书分享会上，与会专家对文学批评家王干给出这样一个真诚评价。

(资料图)

在新书分享会上，赵本夫、毕飞宇、何平、何同彬等人的发言没有客套的“祝贺之词”，取而代之的是一场关于文学批评何为、批评家何以存在的严肃对话。更多的是对一个正在远去的批评传统的回望，以及对当下文学批评困境的反思。

四十年的“在场”

王干的名字，对熟悉中国当代文学的读者而言并不陌生。他从江苏里下河走出，早年就读高邮师范时开始写诗，后转向文学评论。1980年代，他成为《钟山》杂志的年轻编辑，在那个文学沸腾的年代。苏童不到三十岁，王蒙正当壮年，一群人聚在一起聊小说、聊稿件、聊中国文学的现状与未来。“我能脑补那个场面，非常激动。”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董事长章朝阳在发言中对那个时代充满了怀念。他说，“有一部很红的电视剧《编辑部的故事》，而王干老师身边，就发生着一个真实的‘编辑部的故事’。”

作为编辑家，王干和章剑华创办过《东方文化周刊》，见到读者像排队买这本杂志的盛况。这本杂志对1990年代后期的南京文学影响特别大，如果研究那个时代的南京文学，它是不可忽视的一本杂志；《钟山》时期，他经手过王安忆、苏童、韩东等大家的稿件；作为批评家，他辛辣点评“堕入陷阱”的马原、“反文化的失败者”莫言以及“退化”的吴亮；他还参与过先锋小说的论争，更是“新写实主义”文学思潮的重要倡导者与推动者，“后现实主义”、“新状态”等文学术语也经由他提出不胫而走。

近日出版的四卷本文集，近百万字、厚达一千页，是王干用40年时间一步一个脚印丈量出来的中国当代文学的活地图，更是过去四十余年中国文坛的文字见证。

第一卷《废墟之花》聚焦中国朦胧诗研究；第二卷《1980年代的中国文学》是评论，本身也是第一手的史料；第三卷《中国当代现实主义探寻》被多位与会者评价为“最有分量”。有人这样说：“王干不是想在现实主义理论长河里再添一滴水，他是站在这条河上，观察那些正在翻腾的浪花。”他谈刘震云、池莉、范小青，谈她们小说里的“被迫认同感”与“宿命意味”，这些都是活生生的文学现场；第四卷《江苏当代文学过眼录》则是王干对家乡文学的一次深情回望。

“拳拳到肉”的批评

著名作家毕飞宇的发言，成为全场最具画面感的一段。他用两个军事术语来形容王干式的批评：短打与肉搏。

“今天打仗，军舰看不到军舰，飞机看不到飞机，就靠GPS，一摁，打出去了。”毕飞宇比喻道，“但王干踏入中国文学现场的时候，没有这样的高科技。他的文学批评跟作家之间的构成是近距离的，是肉搏的。他所用的武器，基本上就是自己对文本最直接的对接。”

这种批评带来的特征是什么？毕飞宇归纳了两点：第一，篇幅通常很短；第二，很少引用注释。“他的‘注’在哪儿？在自己的身体里头，在自己跟这一群作家所拥有的共同记忆里，在对文本的敏锐和与生俱来的审美能力里。”

正因为如此，王干的批评文章读起来不累，甚至常常让人会心一笑。赵本夫对此深有同感。八十高龄的赵本夫刚刚出版了新的长篇小说，他在分享会上直言：“我如果看到注释满满的评论文章，两千字看完了，我终于知道别人是怎么说的了，但还不知道作者自己是怎么说的。而王干的文章不一样，文学是语言的艺术，没有属于自己的语言，就不可能成功。他有自己的语言，自己的观点。”

赵本夫还特别提到，王干不回避那些“难弄、难搞、难说”的作品和作家。“比如他写王朔的‘痞子文学’，写上海评论家吴亮的‘衰落’，都有自己独到的发现。”

曹文轩曾戏称王干为“术语王”，因为他善于创造概念。从“新写实”到“新状态”再到“联网四重奏”，许多概念在今天已成文学史的常用词。毕飞宇说：“一个文学现象刚刚出现，甚至都还没有开始发育，王干就敢马上找到一个概念加以界定。这需要敏锐、灵活，也需要很大的勇敢，甚至可能有一些莽撞。”但正是这种“莽撞”，让1980年代至1990年代的中国文学批评拥有了无限开放的活力。

批评的困境

这场新书分享会并不只是一场对往昔辉煌的追忆。一个更为沉重的话题始终盘旋在会场：今天的文学批评，怎么了？

青年批评家、《扬子江文学评论》副主编何同彬的发言，直接将这种焦虑推向前台。“我们做了两年青年学者奖，每年收到35周岁以下青年评论家、在校博士生的投稿约两百篇。作为一个关注文学现场的批评刊物，我们多么希望这两百多篇里能出现真正好的文学评论——没有，都是规整的论文。”

他提到，公众听见“批评”声音的概率几乎为零。大家听见的都是表扬。“每部被讨论的作品都被指认为是‘杰作’、是‘重要作品’，但没有人谈问题。”何同彬说，“王干曾提到批评的两个使命，一是寻找好作家、好作品；二是要有自己的立场和建议，这两点现在都做不到。因为我们不敢表达批评，最终导致我们说出来的所谓‘好作品’，也变得不可信了。”

何同彬提到，批评家何平有一本书叫《批评的返场》，“可能某种意义上讲，我们现在的批评要返回到王干他们那个时代，那个现场”。

何平表示，王干的文集展现了文学评论的昨日辉煌。现在这种真正面对读者的、拳拳到肉的、构成对话与交锋的评论，越来越少了。而“如果文学评论变得不可读，它的存在意义又是什么？”

为什么今天还要读王干？

章朝阳在发言中替读者问出了一个很直接的问题：现在看短视频都嫌长，为什么还要读王干？还要读文学评论？他自己的回答是：正因为人工智能时代、信息碎片化时代，我们才更需要鲜活的文学、鲜活的评论。

“王干老师身上有一种稀缺的品质。”章朝阳说，“他一直在场，但从不随波逐流。他亲历了八十年代文学的火热，也参与了多种文学潮流，但他始终保持独立思考。他描绘着、辨析着、颂扬着、鞭挞着变幻莫测的文坛——注意他用‘鞭挞’这个词。作为评论家，他不只是表扬，他的评论是有锋芒的。但这锋芒不是为了伤人，而是为了让文学更加美好。”

王干用四十年时间，一步一步踩出了一幅中国当代文学的“个人地图”。而这幅地图，用毕飞宇的话说，“对读者来说，是可以用的”。

扬子晚报/紫牛新闻记者 臧磊